在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行说明时强调指出：各地建议“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会《决定》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特地选在“程序员节”的10月24日组织以区块链应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学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信息科技应用的前瞻和重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大量的运用。“17万人”大会，就是利用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架构“扁平化”的典型案例：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史无前例地在同一时间实时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无论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还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把分散的人员、资源、信息实时地联通、调用、互动，都需要减少乃至消除信息不对称、保证信息真实可靠，都需要基于透明、统一的规则对信息进行比较、判断、选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要发挥最大、最优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原有机制、模式的创新、甚至颠覆，信息化应用效果较好的有关行业，如电商、支付、出行等等，已经提供了众多的样本。

在国家治理领域，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样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只是原有机制、模式和方法的“强化”、“细化”，不能被简单看成“维稳的新手段”。必须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的特性，如开放、多元、扁平、分布、客观等等，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的社会性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应创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去解决那些传统方式下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难题，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试举几例：

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日常审批工作，就是对照相应法规对申请者按规定格式提交的信息加以评判。如果设计人工智能的“审批助手”，深度学习、掌握相关法规，并逐步提高申请信息的数字化程度，从而由“审批助手”循序渐进、高效优质地代替越来越多的日常甄别、审批工作，不但能大大提高效率、“精兵简政”，更能保证公正。进一步，可以设计 “人工智能决策助理”，象给阿尔法狗“喂棋谱”那样把党的章程、理论、政策，与决策相关的宪法、法律、法规，处理历史案例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都“喂”给它学习；把从多源的社会数据抽取、分析得到的“社情民意”、“最大共识”让它了解；让它成为一个“不断学习、时刻更新、无一遗漏、永不疲倦、高度稳定”的决策助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进行决策时，同时把与决策相关的各种事项详尽、精确地向它描述，“请”它给出决策建议及其依据和后果。它的建议、依据和分析，决策者采纳与否的决定及其依据，决策实施的结果，都以适当的形式公布并存档，并成为决策助理新的“营养”。这样，就能把高效决策和超强执行的显著优势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相结合，既能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实现必要的制约和制衡，进一步发挥制度效能。

改革、发展的深入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多元、社会阶层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倾听、收集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治理刚需。反复强调“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对征集民意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实名制后的移动互联网，为广泛征集民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可以按照预设的分类把要商量的内容精准发放到涉及群众的手机上；参加商量的群众可以用手机发表意见、参加表决，不需要现场、不需要同时；可以由后台程序对群众发表的意见分类汇总、统计分析、必要时再度征求意见，做到“无一遗漏”；可以通过手机对商量结果的实施进行跟踪；等等。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会调查的样本量级可以从千人猛增到百万人、千万人，耗时也可以从几个月缩短为几天、几小时，逐步达到政民之间的实时互动。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某些政务数据被误读、引起争议的情况：公布一段视频，会有人质疑“动过手脚”；明确“临时工”身份，也会招来“顶包”的吐槽。中央政治局区块链集体学习会上要求：“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建议按照这一要求，把易被误读的政务数据“上链”：政府部门存放这些数据本身，而把这些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经过认证的“第三方”，政务数据的真实、可信，可以通过第三方所存放的“数字指纹”来验证、保证，用技术手段杜绝了责难，确保和传递了信任。谁来做“第三方”？在论及网络空间治理“多方参与”时列举的“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都可以。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对信息对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机制”，而委托代理机制的困境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授权、考核、监督、激励和约束，都需要充分、完备的信息。随着国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统一、实时已经得到保证，只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可信技术，设计有效的外部监管接口，在适当的分布式机制下把企业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监管部门，通过可验证的“不可篡改性”来保证可信任，就可以保证股东和公司、监管层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大大推进改革进度。其他如自然垄断等行业的改革也都可以依照这个思路。

如果把党政干部比喻为运动员，对他们的训练、选拔、裁判基本都是人工过程，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考核体系的这种“主观性”下，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琢磨人”和“琢磨事”，必要的形式和形式主义，勇于担当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坚持原则、加强管理和“老好人”，等等，都成了广大干部时刻面对、但往往只能违心地“劣向选择”的难题。现代体育运动中，信息技术已经应用于训练、比赛等的全过程，运动员的前途和命运由教练员、裁判员主观因素决定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同样，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干部的学习过程、工作状态、决策能力、社会效果等等，包括生理、心理的健康程度，也可以被自动记录、全面分析、客观评价。当然，这样的“干部画像”系统，比“运动员画像”系统的难度要大得多，但是，鉴于干部队伍的健康、活力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只要能从原理上保证对他们考核的客观、公正，值得党和政府花任何代价去设计、实现。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在潜移默化、顺理成章、势不可当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始终遵循这一“人民主体”的原则，我们一定能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越来越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