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编者按：为什么中国最强大的制造业城市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冲击下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沦为了负增长？出口工业传统发展模式的极限是什么？制造业以及全球供应链未来会向何处去？在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中国城市制造业辐射力2019”之际，周牧之教授撰文深度剖析和展望。

　　“中国城市制造业辐射力2019”深圳蝉联首位，苏州排名第2位，东莞排名第3位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的覆盖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制造业辐射力2019”出炉。 深圳、苏州、东莞、上海、佛山、宁波、广州、成都、无锡、厦门荣登该辐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的宝座，珠三角、长三角分别都有4个城市入围前10名。排名前10位的城市除成都以外都有着便捷利用大型集装箱港口的优势，10城市货物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47.4%。

　　惠州、杭州、北京、中山、青岛、天津、珠海、泉州、嘉兴、南京排名第11-20位，郑州、金华、烟台、南通、西安、常州、大连、绍兴、福州、台州排名第21-30位。

　　排名前30位城市货物出口总额更是高达全国的74%。也就是说，今天制造业辐射力上位10%的城市创造了全国近3/4的货物出口。前30位的城市中，只有成都、北京、郑州、西安4城市不是沿海、沿江，显示了集装箱港口便利性对出口工业的重要性。

　　出口工业与集装箱运输发展相辅相成，制造业辐射力与集装箱港口便利性的相关系数高达0.7，显现所谓“强相关”关系。到2018年，中国港口的海上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份额高达28.5%。，中国囊括了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6座。

　　从三大城市群的角度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占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6%、36.3%、24.5%，三大城市群在全国的占比高达66.9%。三大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支撑中国出口工业发展的巨擎。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重击出口工业

　　2019年是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全球供应链备受煎熬的一年。在中美关税大战的压力下，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仍然实现了5%的增长（据海关统计，按人民币计算），引领中国出口工业发展的制造业辐射力上位城市的努力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整个世界，全球供应链再遭重创。中国的出口工业遭受抗疫停工，海外需求锐减，供应链寸断等多重打击。

　　从2020年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制造业辐射力2019”前10位的城市都沦为负增长，特别是深圳、东莞、上海、佛山、成都、厦门6个城市的负增长达到了两位数。制造业龙头城市税费收入大幅度下降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品出口国，中国的出口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球产业链成就了中国出口工业的大发展

　　中国出口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制造业供应链的全球扩张。二十年前笔者曾经预测供应链的全球扩张将在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形成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进而预测在中国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二十年来的现实印证了笔者当年的预测，在这三个地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产业链型产业集聚，而且三大城市群也逐渐成型并带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过去在制造业供应链的企业间交易信息中，不可以外传、不能够外传的隐性知识比重非常高，为了确保隐性知识的机密性和磨合沟通顺畅，企业之间重视长期的合作关系，甚至资本的提携。供应链上的企业关系是金字塔型的。因此过去制造业的供应链是局限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之内的。例如，过去丰田汽车的供应链基本上是50公里半径。

　　是IT技术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隐性知识的比重，大幅度削减了企业间信息交流的时间和成本。同时模块生产方式更是公开了设计规则，使得全球的企业能够公平地参与供应链上的竞争。由是，供应链得以冲破隐性知识的束缚向全球延展。供应链上的企业关系也从紧密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扁平的网络型，这一切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提供了前提条件。

　　供应链向全球扩张的时期正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偶然地吻合，结果中国成为供应链全球化的一大受益方。供应链全球扩张的三大推手是IT革命、运输革命和冷战之后稳定的世界秩序带来的安全感。全球供应链打破了西方工业国家劳动分配率居高不下的僵局，改变了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机制。

　　当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使得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这种将隐性知识最小化的全球供应链是典型的交易经济。

　　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供应链，所以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论》中，笔者用了整个第一章来阐述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从加入WTO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一方面在观念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上努力，另一方面是努力进入西方国际市场。2001年加入WTO终于使中国进入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国际市场的大门向中国洞开，同时在市场经济观念上的改变和制度改革在此时期也已取得初步成效。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相结合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中国一瞬间成为“世界工厂”， 2009年跃进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与中国经济在此之前的步履艰难相比，加入WTO后的中国一举步入大发展阶段。强劲的出口工业拉动了一大批中国城市的迅猛发展。

　　2000-2019年，德国、美国的出口分别增长了1.7倍、1.1倍。法国、英国、日本分别只增长了0.7倍、0.6倍、0.5倍。在这期间全球出口总额增长了1.9倍，可以看到王牌工业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在都全球平均之下。与此相比，2000年还只有2,492亿美元的中国出口总额，2019年爆长到24,990亿美元，达到了2000年10倍的规模。2000年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只占3.9%的中国份额，到2019年已经猛到13.2%，稳居全球首位。

　　改革开放松绑释放出的活力与加入WTO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际贸易红利。

　　出口工业传统发展模式的极限

　　中国出口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扩张规模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的，中国在赢得了非凡的成就的同时，与美国等一些国家产生了规模巨大的结构性贸易不平衡。中国出口工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必然性的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的空洞化。美国产业空洞化产生的沉重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特朗普总统的当选。

　　陡然变得巨大起来了的中国存在感，让许多国家越来越敏感。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又例如为了规避其供应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日本开始推行“中国+1”的备胎政策，鼓励企业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拓展供应链。

　　中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税收等成本升高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以劳动力成本为例，从制造业辐射力2019前10位城市的2000年~2018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变化可以看到，上海的平均工资升高到了9.3倍，成都、苏州、无锡是同8.5倍、8倍和7.5倍，宁波、佛山、广州、厦门、东莞分别是同6.6倍、6.3倍、5.7倍、5.6倍、5.1倍，深圳由于在2000年的起点就比较高，在10个城市中间上升幅度最少，也有4.8倍。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是何其剧烈。

　　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廉价优势正在快速消失。

　　出口工业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中国的制造业亟待向更高层次进化。

　　向交流经济进化的制造业

　　美国推行的制造业回归政策是当下人们议论的焦点。但是笔者认为，其实即使没有特朗普总统的强推，制造业向西方某种程度的回归也会自然发生。

　　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一部分对利润空间敏感的制造业离开中国不可避免。中国更应该重视的是先进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的新潮流。

　　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一味追求低价格的消费者们开始更多地注重感性、个性和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大背景是工业生产模块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化的前提从本质上而言，是模块化生产使非熟练工人也可以参与组装等工业生产活动，这是制造业供应链全球化的基础。然而今天，模块化已经进化到可以与个性化设计叠加，实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在模块化的基础上，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互动可以生产出更具有设计性和个性的产品。

　　可以想象，未来的制造业，一方面是像半导体芯片这样高技术含量核心模块和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的全球化供应。实际上这些年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日美企业一直注重发展核心模块和元器件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在核心模块和元器件的基础上，用户与生产者互动生产个性化的终端产品，后者供应链的动线会既短又可视。

　　因此当下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向市场的回归，是更进一步地走近消费者的回归。制造业终端产品的生产将会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本地化，即使没有特朗普、没有新冠疫情，这种回归也会发生，这是制造业从交易经济向交流经济进化的一种表现。

　　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要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把握好制造业交流经济化的新潮流，努力更新迭代，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和互动，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特色。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不光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本身也置身于巨大的市场，相信一定能在制造业的交流经济化中走出自己的新路，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