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暨开幕式“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在上海市黄浦区举行。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吴清，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发表致辞。

　　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本届峰会为期三天(12月9日-11日)，持续聚焦绿色金融、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

　　12月9日、10日，本届峰会已举办四场外滩全体大会、一场外滩高峰论坛、四场外滩闭门会、五场高端国际对话，以及三场外滩圆桌。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政要、机构高管与学界领袖，着重围绕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高通胀和利率快速上升下的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高水平的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分享深刻洞察与专业见解。

　　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重要目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下阶段金融开放的重要任务。作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先试先行的作用?外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监管、标准和规则体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如何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12月9日举行的外滩全体大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屠光绍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水平开放应聚焦五个重点领域的转型，其中，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是基础性的、引领性的，尤其要重视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他方面还包括：从局部管道式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传统金融要素转向新型金融要素开放、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转向配置国际资产、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开放。对于具体举措，屠光绍建议从四个方面形成合力，包括发挥市场和政府驱动的体制优势，发挥好开放和改革双引擎的作用，加强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机制建设。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重点阐述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八个内涵：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底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

　　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局长王俊寿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探索既有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离岸开放规则和政策;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机构不断丰富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境内外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机构，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机构的业务联动，协同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让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扩大到整个长三角地区;将与有关部门一起积极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提升承保能力、服务水平和交易活跃度，增强我国保险业的全球影响力。

　　“相信这也必将吸引更多优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落户上海、落户长三角，共同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为金融中心国际化能级的持续提升添砖加瓦。”王俊寿说道。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全面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稳步扩大市场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开放。她还提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上海要全面提升服务能级和全球竞争力，不仅对外坚持高水平开放，还要对内着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互联互通。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任春生表示，开放的过程中要关注跟随海外资本而来的风险，尤其防范系统性风险传染。建议健全跨境风险监测机制。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都高度重视国际业务中的系统性风险底线，需要更有效的机制来提升国际保险、再保险业务的透明度，丰富境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监测。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Jean LEMIERRE，施罗德集团行政总裁Peter HARRISON，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David SCHWIMMER，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郑杨等中外资机构代表，从深化合作、创新产品、绿色金融、人才交流与发展等方面，就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通胀议题备受关注

　　为应对高企的通胀压力，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显著加大，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显著上升。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金融稳定成为摆在全球央行面前的三难选择，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经局势与金融市场变化，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相关议题在本届峰会上备受关注。

　　外滩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聚焦“通货膨胀、政策应对及其影响”展开长达45分钟的对话。　　

　　Jean-Claude TRICHET与Adam POSEN展开国际对话

　　Jean-Claude TRICHET表示，从通胀水平来看，欧洲的通胀要高于美国，且更多来自于供应端，而美国的通胀是需求侧驱动。央行的可信度对于锚定市场的通胀预期至关重要，目前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仍然具有市场信誉度。展望未来，去全球化趋势、绿色转型和劳动力成本提升是通胀的结构性因素，清洁能源转型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相信技术进步能帮助降低能源价格。针对外汇市场可能的一些波动，比较脆弱的新兴国家，应该设立额外的国际协调机制避免汇率波动引发危机。SDR特别提款权中四个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制定了2%的中期目标，这有利于稳定汇率。

　　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Robert RUBIN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也主要探讨了美国通胀及美联储应对举措、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等问题。　　

　　黄益平与Robert RUBIN展开国际对话

　　Robert RUBIN在对话中表示，过去美联储对通胀反应迟缓，导致通胀愈演愈烈，美联储不得不通过大幅加息为其降温，到目前为止加息节奏是比较合理的。未来通胀形势仍有较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美国大型公司仍然面临劳动力供应短缺等问题。至于美联储是否应该提高通胀目标至3%或更高水平，他认为，美联储已经面临信誉危机，宣布改变通胀目标会雪上加霜，美联储可以在内部提高通胀目标至3%，之后再向2%慢慢靠近。

　　针对美联储加息的外溢影响，Robert RUBIN表示，新兴经济体因此遭受的冲击并非如外界想象般严重，但也确实面临多重困难，全球主要债权国应该积极参与债务援助活动，帮助脆弱经济体渡过难关。同时，新兴经济体应不断改善内部治理。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与交通银行行长刘珺的对话，深入讨论了全球高通胀的驱动因素与通胀治理。　　

　　刘珺与 Michael SPENCE 展开国际对话

　　Michael SPENCE表示，全球经济已经迅速地从“需求受限”转为“供应受限”时代，需求大于供应引发了现在的通胀现象。这其中有一些长期性因素值得关注：一是过去二三十年新兴经济体大部分尚未开发的生产能力已经消耗，虽然全球需求持续增长，但是大量产能已经无法供应;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老龄化风险减缓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甚至使其直接转为负增长，导致供需不平衡;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劳动力供应条件发生显著转变，医疗、教育、酒店、零售等需要与人密切接触的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四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重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趋势，造成贸易壁垒、制裁等现象。

　　对于如何应对全球高通胀形势，刘珺表示，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结合可以释放生产力。虽然消费互联网已趋饱和，但工业互联网领域仍有较大空间。工业互联网可以降低生产、交易和流通成本，并且有望最终把通胀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余永定与榊原英资展开国际对话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榊原英资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会长余永定的对话，则主要围绕美联储加息下的日元、人民币汇率走势、中日宏观经济前景及政策应对等话题。榊原英资指出，过去一段时间日元走弱的原因在于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现在随着美国经济走弱，日元开始走强并在今后可能进一步走强。余永定表示，当前美国通胀率正在下降，市场担忧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因此美联储将放缓加息步伐，甚至在今后可能完全停止加息，日元和人民币面临的压力正在减弱。左右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且关键的因素是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恢复，外资持续流入中国，人民币自然会稳定下来。他强调，无论中国的内部状况如何，首要任务都是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振经济增长。

　　改善中美关系需提升互信

　　对于中美关系问题，国内外嘉宾普遍认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不仅利于两国自身发展，也惠及世界。两国之间在一些领域有竞争关系很正常，但保持交流与合作，提升互信，更为重要。

　　Robert RUBIN指出，在21世纪，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而当前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互信。他强调，“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求同存异，一起协作。”

　　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温泽恩在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对话时表示，对于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言，在一些领域有竞争很正常。但也应该看到仍有不少领域可以合作，如在贸易等方面就应该自由开展合作。相信通过定期的交流，双方就相关问题和挑战展开探讨，能够找到共识。　　

　　白重恩与温泽恩展开国际对话

　　白重恩提到，中美两国要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这对于更好的解决全球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进一步改善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需要在提升互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促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在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分享了关于金融如何更好支持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推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注意处理好“破”与“立”、自愿性与强制性、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这几组关系。他提出要充分结合中国实际，积极落实《G20转型金融框架》，加大金融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力度和质效，可以从研制转型金融标准、强化气候类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强化转型金融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公正转型等五方面展开。

　　Michael SPENCE呼吁，对ESG中的S，即“社会”方面应加强关注。中高收入国家需要做出承诺，投入更多资源到弱小国家，确保其未来增长和发展前景。此外，还必须重塑一些国际机构的权威，使这些机构能够在绿色转型投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更高水平上为弱小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Michael SPENCE还提出，必须确保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可及性、低成本、可用性，可以把数字技术作为赋能手段，为电子商务、金融、信贷、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企业提供基础服务，使这些企业无需开设在高密度服务区或城市附近。同时，还需要帮助低收入国家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充分挖掘当地居民的创业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手上握有极其强大的工具，关键在于，要好好使用这些工具来促进包容性增长。”

　　此外，在9日召开的外滩圆桌“多极化背景下如何推动建设性合作”与外滩高峰论坛“利率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上， 国内外专家结合当前各国的经济基本面与金融体系状况，就相关议题展开了精彩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参与上述环节的嘉宾包括Robert RUBIN，巴黎和平论坛主席、世贸组织原总干事Pascal LAMY，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常务副行长Mari PANGESTU，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张晓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余永定，国际金融协会(IIF)主席、德国央行原行长Axel A. WEBER，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Lorenzo Bini SMAGHI，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Nathan SHEET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主任Claudio BORIO等。

　　在另一场主题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与双向开放”的外滩圆桌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李达志分享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内地金融市场开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促进资本跨境流动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一些工作重点。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廖媛媛、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唐瑞、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Noel Quinn，也从完善市场标准和规制、进一步扩大互联互通、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分享了各自观点，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贡献思想力量。

　　9日-10日，外滩金融峰会还就 “中国宏观经济与市场展望”、“地缘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经济困境、影响及应对”、“全球供应链新动向：韧性与重组”等重要议题，举办了多场闭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