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海关总署网站消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为了促进红白区间的贸易往来，巩固和壮大新生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设立边境税关，并制定颁布了《关税条例》《关税征收细则》等法规。自1931年起，中央苏区先后在江西赣县茅店设立税务所，在福建上杭官庄、同坑塘、石圳潭等地设立关税处。在近四年的税关工作探索和实践中，中央苏区广大关税干部“一边御敌，一边收税”，有力保障了红色政权的运作、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面对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广大关税干部秉持“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坚定信念，书写着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感人事迹。汀州关税处主任黄石生为了保护税关和账本，被捕后历经严刑拷打，直至牺牲前一刻，仍在高喊革命口号。中央税务局第二任局长陈笃卿呕心沥血、长期劳累，下乡调研时昏倒在路边，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去质问税务局长，为什么让干部带病工作，却被告知，“他就是税务局长。”筠门岭关税处面对走私奸商的贵重礼物和重金收买，不仅严词拒绝，更乘机派出缉私队，直捣走私集团老巢……

　　中央苏区广大关税干部胸怀解放天下大众的共产主义理想，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严格把关忠实履职，清正廉洁一尘不染，艰苦奋斗担当奉献，用鲜血，用生命，用无私无畏的革命气节，孕育了伟大的红色海关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

　　苏区关税干部队伍是一支有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队伍。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苏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觉扛起历史重任，用鲜血和生命锻铸了红色税魂。

　　苏区广大关税干部胸怀解放天下大众的共产主义理想，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都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在红色税关的创建工作中，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奉献一切。

　　中央税务局首任局长李六如参加过武昌新军反清起义，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5年初中央苏区沦陷后，他在陈毅和项英的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久在吉安被捕，遭到了毒打、跪铁链和火烙等酷刑，但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决不投降、不招供。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党的营救，才重获自由。作为苏维埃税关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生都坚信马列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保持了伟大的革命气节。

　　汀州关税处主任黄石生是一位对党和人民忠诚的税务干部。1933年10月福建事变后，蒋介石派出3个师的兵力截断福州、厦门通往瑞金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通道。1934年5月，敌军1个团包围并进攻汀州关税处。黄石生带领3名关税员和10余名赤卫队员携带税款和账本向松树岭转移，三天后弹尽粮绝、饥困交加。他们把税款和账本埋在树下走出山林后很快被敌人抓获。敌人把他们捆在祠堂的柱子上，用木棍打，用通红的火铲烙，施尽了酷刑，仍一无所得，便将他们交给了地方靖卫队。靖卫队押着他们游街示众。黄石生高喊口号，气急败坏的靖卫队拿起刺刀残暴地割掉了他的舌头，最后开枪将其杀害。

　　俯首甘为孺子牛

　　苏区关税干部队伍是一支植根人民、凝心聚力的队伍。他们深知关税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苏区关税干部基本来自基层人民群众，如筠门岭关税处第一任主任喻鳌和第二任主任刘永亮均为缝衣工人出身，第三任主任杨占线为店员出身，工作人员多从店员、木船工人、苦力工人招录。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宣传、发动、依靠和组织群众，努力把关税政策说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努力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苏区关税干部经常通过报刊宣传、发布布告、张贴标语、文艺表演等方式，开展关税政策宣传，使群众明白关税可以使红军“有饭吃，有衫着”，使生产更有发展、生活更有保障的基本道理。《建立关税制度宣传纲要》以通俗简明的语言宣传了设立关税的目的、意义等。当时，筠门岭关税处办公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樟树，门前有一块用来演戏的空坪，大家经常在此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文艺演出，学习宣传关税政策，批斗揭露不法商人，动员群众加强与白区的贸易流通，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为打击不法奸商的走私行为，关税干部积极发动群众提供走私线索。1933年，筠门岭关税处高排关税分处武装班班长张福建得到群众举报，有人带两大包人参偷逃关税。他便化装深入仁生堂药店，一举查获走私洋参30余斤，依法课以100%的重税，后按照政策规定，拿出3%奖励举报者，实打实地兑现了承诺。1933年3月，江西省扩大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通过的《关于财政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关税征收处设“招待员一人”“要设招待处，招待客商，特别要招待船夫苦力工人，使他来报告舞弊者”。

　　为维护苏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税干部在执行好关税制度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外贸分局和区乡组织“采办队”，到白区采购食盐、煤油、布匹、药品等急需物资，甚至派出武装人员保护从白区偷运物资的群众，以帮助消费合作社解决货物的来源和销售问题。为严防有毒有害物质和疫情传入苏区，他们立足第一线，实行了严格的监管和查验。他们还协助苏区政府抓好分田、扩红等工作，积极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烈军属耕田收割等。

　　忠诚履职本领强

　　苏区关税干部队伍是一支依法行政、严格把关的队伍。他们严格遵守政策法规、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得到党和人民群众高度信赖。

　　苏区关税干部在生活上坚持低标准，在工作上却坚持高标准。他们认真研究政策法规，不断增长照章征税的本领，积极配合做好禁限物品和出入人员管控等工作，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展示了较高的专业素质。

　　1932年春，中央造币厂铸造出限于苏区流通的贰角银币，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相应的伪币。对伪造苏维埃统一货币、意图摧毁苏区经济的行径，关税干部进行了不懈斗争。1933年8月，瑞金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借去广东购货之名，偷运粤系军阀假造的苏维埃贰角银币170元，企图运进苏区，被警惕的吉潭关税处干部查获，最后被判处死刑。

　　1933年4月，为保持苏区现金流通，便利市场买卖，防止豪绅地主资本家私运现金出口，中央政府颁布实施《现金出口登记条例》，山梓脑关税分处干部日夜值勤，加强盘问和检查。一天，两个轿夫抬着一顶竹轿来到关卡前。轿前有一个戴瓜皮帽，身材清瘦，眼神溜转的账房先生，轿上坐着穿长衫马褂、戴礼帽的顺通布号老板卢义山。账房先生满脸堆笑着跑前跑后，又是递烟，又是套近乎。检査人员认真査验了两人的行囊，核对出关证明上载明的办货银元数目，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时，一个抽旱烟的检査人员随手用竹烟管在竹轿杠上敲烟灰，竹杠发出扑扑的闷声。卢义山脸色骤变，眼中闪出一丝惊慌。检查人员当即认真检查竹轿上的竹杠，只见竹杠管端封着暗黄色的蜡，撬开封蜡后是一团团的草纸，草纸揪出后用铁条捅，但捅不通。提起竹轿往下倒，暗藏在竹杠里的银元哗哗地掉了下来。检查人员上前扣留了卢义山，送交区苏维埃政府惩办。

　　质本洁来还洁去

　　苏区关税干部队伍是一支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的队伍。他们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他们是廉洁自律的典范。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反腐倡廉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创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也创造了十分廉洁的税关。广大关税干部严格自律，留下了许多廉政佳话。

　　1933年3月，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邓子恢到瑞金县指导工作，住在县消费合作总社。县苏维埃政府特意关照总社，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每天的伙食标准为1角钱，但邓子恢拒绝了，坚持和县总社的工作人员一起睡在楼板上，每天与职工伙食标准一样为5分钱，从不搞特殊化。元宵节那天，县总社主任周宗源考虑到邓子恢身体不好，让管理员到附近的小饭馆买了两元钱的炒猪肉。开饭时，邓子恢发现自己桌上摆着一盘猪肉，还有米饭，而其他人的桌上只有红薯稀饭和一点腌萝ト干，立即问清原因。当他得知这是用公款专为自己买的时，严肃批评了周宗源，让管理员将猪肉退回饭馆，并将自己的那份米饭倒在红薯稀饭里，让大家一起吃。他盛了满满一碗稀饭，风趣地对大家说：“来，今天元宵节，咱们痛快地吃个饭，这又甜又香的红薯，蒋介石想吃也吃不着！将来待革命胜利了，我请大家上南京大饭店吃西餐酒席。”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盈眶。在邓子恢的影响下，瑞金县总社工作人员将节省下来的3000多元经费支援给了红军，被中央政府授予“模范县总社”的光荣称号。

　　茅店关税处工作人员每天经手的物资、银元成千上万，但从不占用一分一毫。老关税员陈水北回忆：“一次我们从船里背盐上岸，由于长期缺盐腿发软，我们这些年轻人背1包四五十斤的盐都很吃力，我们拄着木棍爬行，累得满身出冷汗，但是我们没有吃一粒盐。想想前方作战的红军，想想医院里的许多伤员，对这些盐我们动都不敢去动。”

　　筠门岭关税处也给世人留下了“千金难买一条道”的故事。当时，以大奸商朱德坤为首的走私集团，在会昌县各地大批倒卖粮食走私出境，筠门岭关税处接连3次将其查获，没收了近10万斤粮食，罚了5倍的税款。为谋取非法利益，求得关税干部“关照”，朱德坤派了两名小商贩挑了几担贵重礼物来到关税处，找到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以后让粮食出境，朱老板愿赠银元5000块、黄金30两为谢。关税处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贿赂，还乘机派出缉私队，直捣走私集团老巢。筠门岭关税处3个月内查获走私偷税案件240多起，没收28万多斤粮食以及一批烟土、金银和首饰。

　　春蚕到死丝方尽

　　中央苏区关税干部队伍是一支艰苦奋斗、担当奉献的队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切为了苏维埃”，一心扑在工作上。

　　中央苏区时期，无论是中央政府主席还是乡苏工作人员，无论是中央税务局领导还是基层关税干部，一律没有薪饷，月终仅有少量的伙食尾子分作零用钱。本地干部还要自带米、衣裤、被褥等来办公，外地工作人员每天仅供给0.75斤大米和3-5分钱菜金。虽然生活异常艰苦，经费压到极限，办公条件又极差，但苏区税关干部仍忘我工作，无悔奉献。

　　中央税务局成立之初，随财政部挤在瑞金县叶坪村谢家祠堂上厅十几平方米的右厢房内。1933年春随财政部迁至沙洲坝村杨氏桐后，才有了1间小小的办公室。随着税务机构的壮大和人员的充实，1934年7月从财政部迁出，单独在瑞金西北部的云石山石下塘村上新屋梁氏補屋办公，有了20余间用木板隔成的小房子。每个房间1张桌子、1张床、1盏马灯、几条凳子，大家吃住都在这里。中央税务局首任局长李六如、继任局长陈笃卿等经常挑灯夜战，亲自起草各类文件，还经常带领大家用石磨石臼加工杂粮。只要局长站在祠堂中央大喊一声，大家马上就齐聚到一起商量研究工作，且议而有决、决而必行，毫不拖沓。

　　广大关税干部本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文钱的帮助”“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的理念，积极响应临时中央政府发动的节省运动。他们以野菜、红薯充饥，每人每日节省二两米以支援红军。没有盐吃，就刮老墙土、挖地脚泥，送到硝盐厂熬硝盐，吃起来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一年四季锅里难得见荤腥，碗里难得见油花。闲余时上山开荒种地，捡柴烧炭。他们节省笔墨纸张，起草稿件就用纸头，信封用废纸来做，还把包糖果等副食品的纸、包中药的纸当作书写纸，甚至在清明节前后到坟地上捡草纸。根据地煤油极为紧缺，办公照明点的是菜油灯，为节省用油，每3人共用1盏油灯，且每盏灯只点一根灯芯。1934年3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开支仅2831元，其中财政部只有334元。

　　中央税务局第二任局长陈笃卿因呕心沥血、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有一次发着高烧下乡调研时，昏倒在路边。一位群众看见了，生气地嚷着要去找税务局长，质问他为什么不关心同志，让干部带病工作。旁边的人指着陈笃卿说：“别找了，他就是税务局长！”陈笃卿就是这样，为了苏维埃税收事业，把使命看得高于生命。1934年冬，他跟随主力红军长征。翌年牺牲于长征途中，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