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海关总署网站消息，谍报员、教师、“大同盟”创立者、军管代表、海关关长，迥然各异的身份浓缩了一个人一生。这也许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个特例，但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的人生写照。他普通又特殊，平凡又伟大，从他的身上可以看见信仰的力量以及生命的价值。他用一生为“共产党员”这四个字留下最生动的注脚。

　　冲破旧式家族的桎梏

　　曾百豪，原名曾少挺。广东惠阳人，1924年4月3日出生于广州一个旧官吏家庭。祖父是清朝县令，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军官并娶有两房太太，家中仆役二十余人。家境虽优渥，但旧式家族中也常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苦楚。曾百豪在回忆其童年时说：“因常常受大房太太的欺凌，母亲于病中孕育了我。诞生在苦难中的我，先天身体羸弱……我的童年时代，差不多都是被禁锢在脚踏凳上，在母亲的眼泪里度过的。”“大哥（同父异母）有一次几乎打聋我的双耳，其缘由只不过是倔强的我不肯向他说声‘早晨’（即早安）……其实，说起来，我的性子也委实来得倔强，就连母亲打了我，我也不曾当面哭泣，宁愿藏在无人的角落流泪。”儿时所受的不公对曾百豪的一生影响至深，从那时起，他便萌生了要冲破旧式家族的桎梏，去寻求一个生而平等的新世界的强烈愿望。

　　“救中国”成为一生的追求

　　小学毕业后，曾百豪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离广州300公里的韶州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度过了决定其一生抉择的求学生涯。

　　在师范校园里，活跃着一群思想进步的学子，陈松茂、林名勋、唐北雁、陈仲舒、黄艺华等人对曾百豪影响至深。他们爱读《新青年》《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常常讨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他们的胸中总是燃着一团火，那就是——救中国！……我思想的转变以及后来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是受我韶师时代的先生和同学们的影响”“同学们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拓宽了眼界，对人生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样的学习氛围里我成长了不少，并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等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救中国”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曾百豪在韶师求学期间，便开始与思想进步的同学们一道搞起了学运。1944年，日寇计划进攻广东曲江，为响应国共第二次合作提出的共同抗日的号召，即将毕业的曾百豪与校友林枫在校内组织了一支“战地工作队”准备去前线慰问抗日的战士。他们从学校出发，曾试图寻找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地区创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在经过清远到达英德后，遇到了国民党广东北江挺进第二纵队（简称“挺二纵队”）。曾百豪最要好的朋友林名勋希望他俩一同加入这支部队，曾百豪回绝了他，因为他一心想加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但林名勋对他说，“在这里，一样能抗日救国！”

　　打入国民党军队“心脏”

　　1944年，曾百豪以“曾挺”的名字进入了国民党“挺二纵队”，成为一名谍报员。当年建议他进入“挺二纵队”的林名勋其实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他按照中共粤北地下党组织的计划，通过时任“挺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黄枫华的关系，安排曾百豪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心脏”，派遣给他的任务是为党提供重要情报。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华南的军事布局、作战部署、战备物资运输补给线等重要情报，被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华南地下党组织。

　　1945年3月，因工作出色，曾百豪被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创立东宝人民解放大同盟

　　1948年春，曾百豪带着党赋予的新任务，来到宝安县简易师范学校（简称“宝师”）。他对外公开身份是英文教员，利用这一职业为掩护，组织成立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东宝人民解放大同盟（简称“大同盟”）。

　　曾百豪，就这样从一名谍报员成为了一名教师。在授课之余，他组织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为学生带去进步的书籍和刊物，讲解中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阵营的发展大势。很快，一批进步学生陆续加入到“大同盟”队伍中，随着这支党的外围组织逐渐发展壮大，除了“宝师”外，还有宝安中学（简称“宝中”）的进步学生也加入其中。“大同盟”由“星星之火”聚成了一束火把，点亮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青年学子们前行的道路。

　　1948年底，广州物价飞涨，市民的日常生活已难以为继。这一年，学校竟发生了克扣学生的生活补贴和口粮的恶劣事件，很多穷苦学生顿时陷入了失学的窘境。曾百豪决定组织“大同盟”成员开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帮助广大师生渡过难关，并以学运配合党组织粉碎国民党广东当局对人民武装的“清剿”。

　　此后，曾百豪接到命令返回游击区，并被任命为中共宝安县委直接领导的中心支部书记，作为县委代表派驻香港，负责宝安县南头、西乡、深圳镇一带的情报收集、策反和统战工作。

　　参与解放宝安县 接管九龙关

　　宝安县，即今天深圳市的前身，因为毗邻香港，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口较多，其政治形势较内地敏感。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各路大军向南挺进，华南地区解放在即，为和平解放宝安县，急需掌握国民党的兵力部署与调遣的情报。曾百豪根据党的指示，在国民党宝安县党部内启用了一位重要的情报人员——温巩章，他是县政府电台的译电员，于1945年8月被秘密吸收为中共党员。温巩章的上线是曾百豪，在此之前一直处于静默状态。曾百豪在关键时刻决定唤醒这枚重要的“棋子”。当时党在宝安设有完善的情报网站（站长：戴震），下辖2个支站、8个分站（岼山、龙岗、横岗、沙湾、深圳、新墟、淡水、沙坑）、4个情报点，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保持通讯畅通，运送军用物资等。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守兵布防图，各炮楼设置以及枪械、弹药储备等重要情报通过这条重要的情报网及时传递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军掌握决胜主动权和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和平解放宝安县是从成功策划的九龙关起义开始的。

　　1949年10月14日晚，中共派出谈判代表黄作梅（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九龙关二等监察长黄昌燮的陪同下，到九龙关税务司公馆与税务司经蔚斐谈判，就九龙关和平接管达成八点协议。次日，税务司经蔚斐在海关秘密布置协议执行措施，他命令各支关和舰艇将原悬挂的国民党旗改挂成海关关旗，以此作为等候接管的信号。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营秘密进入宝安县山厦村，形成了对国民党驻军合围之势，反动武装纷纷瓦解，投诚及起义者与日俱增。10月16日，留守宝安的国民党税警团和护路大队1500余人集体投诚，迁驻黄贝岭，听候改编。这标志着“兵不血刃”解放宝安的目的初步实现。

　　1949年9月12日，中共宝安县委在龙华窑召开会议，研究迎接解放军入城前的各项筹备工作。1949年10月，党组织鉴于曾百豪长期在宝安工作的经历，将他任命为宝深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的副秘书长，协助军管会开展对国民党政权机构的接管及城市管理和改造。10月19日下午，军管会成员以人民警察的名义，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下深圳，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地方政权——深圳镇人民政府。10月21日，军管会接管了九龙关缉私总部。税务司经蔚斐随即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筹建中），宣告断绝与前总税务司署的联系，接受海关总署的领导。军管会顺利完成各项接收工作，包括九龙关及11个支关（在港3个），结存公款420万元（港币），职员、关警和船员共计1134人，舰艇27艘（其中缉私舰艇24艘），另有武器包括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及房产一批。其中，起义回归的27艘缉私艇在1950年3月-5月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筹建大铲岛海关

　　1949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南进，驻守在宝安县的国民党部队有的从宝安逃往香港，有的从南头逃往大铲岛、伶仃岛，这些小岛一时间成了溃败之军的最后据点。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团在当地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向大铲岛国民党残部发起进攻，先后击沉敌舰5艘，突击队员登岛后，敌军仓皇登船逃窜，被解放军猛烈的炮火逼迫靠岸，最终不得不举手投降。大铲岛战斗共俘获岛上国民党21兵团包括中将徐达在内的官兵共计80余人。

　　1950年1月，曾百豪奉令进驻大铲岛，并被任命为大铲海关首任关长，担负组建人民海关的重任。当时伶仃岛一带依旧盘踞着国民党军队的残部，伶仃岛与大铲岛相隔仅24海里，曾百豪带领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大铲岛，他们白天是海关关员，夜晚是扛枪放哨的战士。195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国民党军队出动了8艘军舰炮轰大铲岛，曾百豪带领战士连同海关的关警一同奋力反击，战斗持续了两晚，成功粉碎国民党军舰登陆大铲岛的企图。4月18日，伶仃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被彻底歼灭。自此，大铲海关得以正常办公。不久后，曾百豪在大铲岛上办起了一所小学，他带领着一些学识功底不错的海关关员做起小学的兼职老师，岛上的渔民纷纷将孩子送到海关小学。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像曾百豪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有许多，正是因为在民族危难之际，有千千万万个革命先辈挺身而出、慷慨前行，才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