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9年，江汉关进步青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和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的领导下，听从党的指挥、贯彻党的政策，不畏牺牲、艰苦奋斗，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进行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掀起了一波波永载史册的革命浪潮，最终迎来了武汉的解放和人民海关的新生，展现了党旗下的海关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书写出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激励着新时代海关人继往开来、不负韶华，永远筑牢初心使命，奋力拼搏砥砺前进。

壮大青年组织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武汉同其他城市一样重新陷入黑暗之中，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劳苦大众苦不堪言。为了反对内战，武汉地区举行罢工、罢教和游行示威，江汉关亦被卷入革命的洪流。职员中一些进步青年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徐中玉、李葆初、刘怡冰等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是年秋天，江汉关巡江事务处因急需绘图员而开展招聘，徐中玉、李葆初、刘怡冰等三人被录用。徐中玉早年加入“抗日民主少年先锋队”，受过革命洗礼，思想比较进步。平日里，这三人从事同种工作，因经常接触就逐渐熟悉起来。直到1947年，刘怡冰经徐中玉介绍加入了“湖北民主青年先锋队”。不久，在中共武汉市委工作人员王欣荣、肖惠指导下，他们以成立江汉关读书会为名，吸收李葆初等爱国青年加入，逐步在江汉关发展出一支地下革命队伍。当时，国民党实行严酷的高压政策，武汉到处充满白色恐怖，但江汉关读书会的活动仍隐蔽坚持，一些爱国关员因此受到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金饭碗”，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直到中共武汉市委遭到国民党破坏，王欣荣、肖惠等人相继被捕，江汉关读书会的活动才被迫停顿下来。尽管如此，徐中玉、李葆初、刘怡冰并未放弃革命活动，继续以新形式坚持斗争。1948年7月，他们三人举办了一次《新人画会》的画展。其中，刘怡冰的作品《残垣》深刻控诉了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用绘画形式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这次画展得到了《华中日报》《大刚报》进步记者和中共地下党员王晓鸥等同志的支持，既对画展筹备给予指导，又在报纸上做足宣传。这次画展还迅速引起了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以下简称“城工部”）的注意，使得江汉关读书会与城工部取得了联系。城工部秘书古正华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介绍了解放战争胜利形势，作出了尽快发展壮大组织并积极开展宣传的指示。从此，江汉关读书会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恢复了“民主青年先锋队”组织，革命工作更为活跃，革命队伍更加扩大。1948年底，根据城工部的指示，“民主青年先锋队”的工作，由江汉关扩大到社会上，还专门在江汉关巡江处绘图室举行会议，决定建立“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总队部设在江汉关内，总队委员会由古正华、徐中玉、郭志达、丁亚航和刘怡冰组成。古正华返回城工部后，城工部又派出刘杰来担任总队书记一职，继续领导先锋队的革命工作，为武汉解放斗争指引方向。

吹响革命号角

　　1948年秋，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人们十分渴望获得时局和战争的消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城工部指示先锋队设法建立地下收听站，收听新华社有关时局广播，出版地下刊物，迅速将党中央的政策和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入群众中。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刘怡冰和徐中玉经过周密考虑，在争取到江汉关二楼巡江处办事员郭志达的支持后，向上级提出将地下收听站设在江汉关的申请。考虑到江汉关内有利的环境条件，城工部予以同意批准。10月中旬，党的地下收听站在江汉关二楼建立起来，由刘怡冰负责听录时事报道，徐中玉负责刻写内容，郭志达负责油印成刊，然后大家一起封装后连夜带出，分发到电信局等地下组织。

　　虽然他们三人格外小心地保护地下收听站的安全，将收听站设置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听录、刻写、油印也悄悄进行，但时间一长，他们仍感到收听信号和印刷的声音过大，如果不赶快解决，必然会有暴露的危险。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郭志达发现每周日江汉关三楼的会议室都会为关员举办舞会，舞会的音乐声和人声正好可以掩盖二楼的广播声和印刷声。这正是进行收听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们瞅准时机，在往后的每个星期日，徐中玉、刘怡冰、郭志达都会准时参加舞会，在几支舞曲之后，三人再悄悄回到绘图室，继续他们的“秘密工作”。就这样，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江汉关年轻的关员们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情，硬是让收听站在最艰难的时局下连续工作了7个月之久，使革命形势发展的最新消息和党中央的政策通过电波，及时地传递到群众当中。直至有一天，他们接到上级党组织紧急通知，发现江汉关楼上有一个特务组织在办公，必须立即停止地下收听站的一切活动，并要求他们立即转移。于是，地下收听站才偃旗息鼓，转而开辟新的宣传渠道。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全国解放形势愈加明朗。国民党政府却仍负隅顽抗，企图用“和平谈判”欺骗人民，以争取时间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垂死挣扎。此时，城工部指示江汉关地下收听站的人员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揭露敌人阴谋。收听站不但连续印发了新华社的广播和社论，还以解放社名义编印散发了《消灭它》《天亮了》《新华电台特讯》等宣传革命形势的小册子，号召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此外，他们还散发和张贴了《向全国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城市政策》《工商政策》等传单，编印了《财产是我们的》《告武汉同胞书》，不仅使普通群众，即使是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也能够通过油印的小册子知晓武汉解放的进程和党的政策。

设法营救同志

　　1948年春，武汉地下党遭到两次破坏，有一批同志被关进监狱。城工部交给徐中玉、刘怡冰设法同狱中同志取得联系的重要任务，那时在武昌监狱内共有六十多位同志。经过多方工作，他们得知狱中的同志有的因营养不良并且生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有的患上了夜盲症急需药物治疗。于是，他们一方面将狱中的情况向城工部报告，另一方面及时向狱中送去了药品、营养品和一些钱。后来，武汉即将解放之际，狱中同志提出了暴动越狱的计划，他们又及时将计划请示党组织，并将党的指示意见和具体方案传达给狱中的同志们。

　　4月，国民党在全国公开宣布释放政治犯。党中央对此举下达指示要求徐中玉、刘怡冰把党的指示及时传达到狱中，告知狱中的同志可以通过斗争，争取成功出狱。国民党全面溃败已成定局，在先锋队通过社会舆论不断揭露“特别刑事法庭”审判的真相和反动迫害的阴谋后，国民党只得敷衍地判了几个人的徒刑，其他人或“遣送”或“开释”，即便判了刑的，也不再关押。最后，由城工部派人沿途暗中护送，这些同志均安全地回到了解放区。

收集军政情报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武汉解放在即。城工部指示江汉关内的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成员，要求徐中玉、刘怡冰注意收集武汉军政情报，为解放军进城作准备。他们几经周折，从江汉关资料室得到一套《长江水位图》，后又故意与掌握有军事资料的国民党军官套近乎，竟将《龟山军事图》等国民党军队的机密资料弄到手并秘密送到解放区，这些情报资料为武汉解放、保护城市提供了帮助。

　　此后不久，由于战争进程中急需器材，城工部又指示设法弄到一台无线电通话设备，以便在通信中断时及时与各区取得联系。江汉关职员、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成员郭志达和“海济”号大副黄运昌以保护关产为由，在时任江汉关税务司蔡学团的帮助下，将“海济”轮上的无线电通话设备拆卸下来，确保了城工部通信的应急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