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大量运用其中，让人们眼前一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工信部也发出倡议：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如何看待智能科技在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优势？我国智能科技发展还面临哪些瓶颈制约？未来发展和应用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团结报》记者专访了曾任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的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促进技术创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利浩。

陈利浩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红外测温、智能配送、问诊机器人、远程办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应用大量运用其中。作为专业人士，您认为人工智能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哪些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让您印象深刻或眼前一亮的人工智能应用有哪些？

陈利浩：本次“战疫”，使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凸显了优势。

在疫情防控中，非常亮眼的是基于“位置”的应用。无论是宏观的人员流动，还是个人的近期“踪迹”，都展示了良好的效果。发一个短信、运营商就可以提供你近期到过的地方，输一个手机号码、系统就能给你准确的健康码，非常便利。至于感染路径的确定、传播链条的分析，更是依赖于“位置”数据和视频数据的运用，“密切接触人员”，不少是从这些大数据分析、查找出来的。

在复工复产中，远程工作方式异军突起。以我所在的远光软件公司为例，春节前我们就做好了远程工作方式的技术准备，从2月初开始，4000多名同事中95%以上都在家里通过远程方式工作，既避免了人员流动聚集，又保证了公司业务稳定。据了解，多数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企业都以这种方式在工作。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次疫情发生在非典的年代，以当时的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对企业复工复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一定会严重很多。

记者：2017年您在《基于大数据 用人工智能助推社会治理》一文中指出，建议推动社会数据化，数据社会化。在这次疫情中，有观点认为，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较高的省市，其治理现代化水平也越高，也越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在您看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有哪些突出优势？

陈利浩：无论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还是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的传递时效、保证信息真实可靠，这是大数据技术的强项；都需要基于真实、全面的数据和透明、统一的规则，进行比较、判断、选择，这是人工智能的强项。

大家都看到了最近国家召开的“17万人”大会，这就是利用网络视频会议技术、实现社会治理架构“扁平化”的典型案例：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在同一时间实时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技术手段推动全党一起开会学习的这种机制，也说明信息技术不仅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同时也在推动“机制”的革新。

我认为，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在潜移默化、顺理成章、势不可当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记者：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我国人工智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数据互联各自为政、数据互通不足、数据孤岛等现象仍然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和现象？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哪些瓶颈和制约？

陈利浩：数据互通不足的现象由来已久，其实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障碍。我的建议是用应用倒逼整合。比如，一个县里的政务数据不互联互通，可以规定群众去任何部门办事，只要是县政府各部门掌握的数据不需要群众再额外提交，那就能倒逼尽快互联互通。

个人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革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应用信息技术的前提，是尊重和信仰科学技术，不能光把它看成“手段”：对胃口就用，不对胃口就不用。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去解决那些传统方式下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难题，实现“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记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愈加重视科技支撑。在智能科技的应用和发展上，您希望政府从哪些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 

陈利浩：疫情之中及之后，我建议高度重视和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作用。在依法确保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议把每一名公民的实名手机作为他的个人健康终端，由手机自动检测或者人工录入求医问诊记录等健康信息，把全国人民的手机健康终端进行联网。在该系统中，严格界定个人健康隐私和涉及疫情线索等特定情形的公共卫生信息，制定最为严格的访问、使用规则，确保只有涉及到公共卫生事件特定线索时，才会被依法依规有限使用，从而使任何疫情线索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反馈、被处理。这对于提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其他事件的能力，实现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于信息科技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陈利浩：信息科技，在许多行业已经有了应用效果较好的样本。在国家治理领域，信息科技同样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只是原有机制、模式和方法的“强化”、“细化”，而是有助于推动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升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我举例谈四个方面：

一是辅助决策。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日常审批工作，主要是对照相应法规对申请者按规定格式提交的信息加以评判。建议设计人工智能的“审批助手”，深度学习、掌握相关法规，并逐步提高申请信息的数字化程度，从而由“审批助手”循序渐进、高效优质地代替越来越多的日常甄别、审批工作。进一步，建议设计 “人工智能决策助理”，让这个“助理”学习与决策相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历史案例等，了解从多源的社会数据抽取、分析得到的“社情民意”、“最大共识”，从而让它成为一个“不断学习、时刻更新、无一遗漏、永不疲倦、高度稳定”的决策助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样，就能把高效决策和超强执行的显著优势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相结合，既能保证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又能实现必要的制约和制衡，充分发挥制度效能。

二是广集民意。改革、发展的深入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多元、社会阶层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倾听、收集各个阶层人民群众的意愿成为治理刚需。实名制后的移动互联网，为广泛征集民意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可以按照预设的分类把要商量的内容精准发放到涉及群众的手机上；参加商量的群众可以用手机发表意见、参加表决；可以由后台程序对群众发表的意见分类汇总、统计分析，必要时再度征求意见，做到“无一遗漏”；可以通过手机反馈商量结果、实施跟踪等。

三是传递信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某些政务数据被误读、引起争议的情况：公布一段视频，会有人质疑“动过手脚”；明确“临时工”身份，也会招来“顶包”的吐槽。中央政治局区块链集体学习会上要求，“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建议按照这一要求，把易被误读的政务数据“上链”：政府部门存放这些数据本身，而把这些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经过认证的“第三方”，政务数据的真实、可信，可以通过第三方所存放的“数字指纹”来验证、保证，用技术手段杜绝了责难，确保和传递了信任。

四是信息对称。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对信息对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国企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机制”，而委托代理机制的困境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授权、考核、监督、激励和约束，都需要充分、完备的信息。随着国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统一、实时已经得到保证，只要充分利用区块链等可信技术，设计有效的外部监管接口，在适当的分布式机制下把企业数据的“数字指纹”存放在监管部门，通过可验证的“不可篡改性”来保证可信任，就可以保证股东和公司、监管层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称，大大推进改革进度。其他如自然垄断等行业的改革也都可以依照这个思路。

以上只是信息科技用于社会治理的几个例子。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始终遵循这一“人民主体”的原则，我们一定能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越来越善的作用。